眼看着八月十三日到了，这是我国正式宣布对日全面抗战的惨痛而伟大的纪念日。自从二十六年(1937)七月七日，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以来，我全国军民同胞以血肉做长城，艰苦抗战已经过了第四个年头，好悲壮、好惨烈、好漫长的岁月啊！
“七七”这一天，我曾在这间囚室号召全体难友举行纪念仪式，并上台讲了话，感于国难方殷，又各自想到本身的不幸，无不悲愤填膺，失声痛哭。结果惊动了“警卫队”前来制止又提出警告，所幸未再深究，但相信他们一定替我记了账。
现在又逢“八一三”，我照例号召大家来开会纪念。各囚室事前已接到我的通知，要同时举行，不过我提醒他们，要注重纪念的意义，而不在于形式，免得惹来麻烦。不巧看守所职员萧仲辉刚刚走过，发现气氛有异，特意朝室内张望了一阵，扭头走了。
我恨恨地骂道：“这杂碎！小头锐面，贼眉鼠眼，准是没安着好心，大家务必小心提防着他。”又立即通知各室注意,萧某可能看到我们开会,八成要回去报告了,须作个心理准备。之后,过了好几天,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
八月十七日上午十时许，久未碰头的林焕芝突然出现，他把室门猛力推开，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我看苗头不对，准是冲着我来的。
果然，他竖起眉毛，口沫横飞地叫道：“张×，你出来！”我愣了一下，跟他出了门。
原来门外还有两名打手一左一右地站着，手里拿着脚镣手铐等各种铁器。我随他走到甬道当中，林焕芝厉声吩咐道：“先把他铐起来！”其中一人便将一副手铐“咔嚓”一声铐上我的双手，我愤怒地问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林焕芝阴森森地说：“不为什么，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明白！”二话不说，就叫人下手给我钉脚镣。那脚镣锈迹斑斑，又脏又重，非但经久不用，式样也非常古老，不知他们是从何处觅来。铁圈接榫处有两个洞孔，套上脚踝之后，要用一根方身铁锥贯穿其中，下面垫上铁砧，然后再用大铁锤出力地砸，直到将铁锥砸得两头开花，翻卷过来，才算钉好。
这就叫做“死镣”，乃是古时对付江洋大盗或杀人凶犯一类的死囚使用的。因为新式的脚镣手铐都是用钥匙的，只须套好一捏就锁上了，现在他们竟然给我钉上这种古董死镣，真令我啼笑皆非。同时我也明白了他们的用心，是故意侮辱我、折磨我！至于这是不是准备杀我的一个前奏，就无从猜测了。
据我所知，现下被囚禁在“七十六号”里的不下两百人，前面各囚室无人戴刑具，后面大牢里有的戴手铐，有的钉脚镣（据说都是刑事犯），而戴手铐又钉脚镣的，独我一人，岂非异数！
他们在甬道中众目睽睽之下给我钉脚镣，叮叮当当声音极大，铁镣很重，手法又笨，常常砸不准，我必须抬起一只脚去就铁砧，免得误伤。很多警卫队员在围观，有的自告奋勇来轮流敲打。两面囚室里的众难友，挤满门窗静静地瞧着，多数都面无人色，十分紧张。我朝他们做个苦笑，肉在砧上我又能奈何呢？
费了好半天的工夫，总算将脚镣钉妥了。他们架着我一直向后走，我知道要换个地方——关进大牢了。我跨着小步慢慢地走，铁链拖在地上“哗啷哗啷”地响,铁镣圈着脚踝又压着脚背,觉得非常沉重,更要命的是铁镣边缘锈蚀的地方锋利如刀，走一步就割一下，才走到后面的广场，两腿两脚已经鲜血淋漓了。我顾不得痛，咬牙忍受着，抬头望望天空，天空一碧如洗，分外美丽，不由感慨万千！
“七十六号”的大牢，是坐落在后院的一所独立大屋，坐北朝南，四面空旷，巍然矗立，占地约有40平方公尺，钢筋水泥，屋顶敷瓦，建筑简单却非常坚固。我不明白当初营造这所大屋是否专为作监牢之用的？
它前面就是“犯人放风”的那个广场，右首可以遥见高洋房，左前方是几间低矮简陋的厕所。他们打开铁锁又拉开铁门把我推进去。原来左右有两间耳房，厚重的木门上方开一个长方形的小洞，仅能看到人的半面，再往前约四公尺才是正中的大房，这间大房不设木门，却装着可以推拉折合的铁门。内外电灯虽然都亮着，但灯泡全是瓦数很低的，所以仍然显得很阴暗。
这时左边耳房窗洞中忽然露出了半个脸，嘶声叫道：“金先生（我在外工作时一度化名姓金)，听说你也进来了，果然进来了！”那人一句话没说完，立时泪如雨下。
仔细一看，竟是骆成金。他就是我行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的副队长，他于去年下半年失事被捕，是个受尽酷刑，坚不泄密，以致双腿伤残的铁汉！等我看清楚了是他，也不由心如刀绞，我安慰他道：“不要激动，有话以后慢慢再说。”
林焕芝一声叱喝：“不准讲话！”我们只好闭嘴。随后他们又打开右边耳房的铁锁将我推进门去。林某临走对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在这里乖乖的，别再出什么花样！”
早就听说这间牢房里关的是一伙杀人越货的强盗（不懂“七十六号”为何要管这个)，他们在外面打家劫舍、绑票勒索原是本行，也根本不知道“死”字怎么写。他们囚禁在此，凶性无处发泄，除了自己人经常打架滋事，头破血流之外，更时时找别人寻衅。假如有别的“犯
人”不幸关进这间牢房，那就只有自认倒霉，他们不断地欺凌你、虐待你、殴打你，不死也得脱一层皮。
我进房一看，见有三具老旧的双层铁床，分别靠墙放着，每层坐着一个人，另外还有一个睡在地上的，共是七个人，果然个个红眉毛，绿眼睛，都是惹不起的亡命之徒。
因此我立刻提高了戒心，伫立在门侧，向大家点了个头，表示友善。不想其中一年约二十四五岁、身形粗壮、面孔也方方正正、像是他们首领的人，忽地一下站起来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曾水生。”
旋又挨个介绍了其他六人的名字,我一时也记不清。曾水生接着说:“我们欢迎张先生!我们都知道你是英雄，都佩服得不得了，我们虽然是刑事犯，可都有一颗爱国心。依我看，这些汉奸也搞不了多久，张先生，你就在这里安安心心休养吧。”
真是意外，这个曾水生不但能说国语，而且态度也甚诚恳。
可是我还不敢确定他是真是假，于是微笑着说：“太客气了，我不过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。大家既然做了难友，也是一个'缘’字，就该不分彼此，互相照顾才是。”
另外几个一起说“那是自然”，遂将靠门的一个下铺让出来请我坐，曾水生一眼看到我的腿脚满是血，就说：“啊哟！流了这么多的血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我这才看到他们七人倒有四个戴镣的。众人七手八脚将一件旧衬衫撕成许多布条，很细心地把我的脚镣缠了好几层，又用一根长布条拴住铁链的中央吊起来，脚镣吊到脚踝之上腿肚稍下，布条的另一头则拴在腰际，站起来走了两步试试，觉得轻快、自然得多了，只是不能迈大步罢了，果然是老经验！
脚上刺伤之处还在流血不止，他又替我用热水洗净，找出一管“消治龙”（当时的一种特效消炎化学药剂)轻轻敷上，这样一来，真减少了我不少痛苦，感激之余，也证实了他们对我示好乃是诚意的。
想起受训时，也学过自行打开镣铐的技术，这手铐还难不住我，只须一根小铁丝就解决了，唯独这副“死镣”，要不是他们帮忙，实在没有办法，一定还有罪受呢。
晚饭时曾水生叫看守所特别加了几个菜（他有存款），说是为我“接风”和“压惊”，这使我好笑，这班江湖人物表现爱恶竟是如此粗犷而纯真，于我还是一个新的体验。
我想再过几天，少不得也要好好回请他们一顿，以示答谢。夜晚睡觉的地方也干脆将靠门口的下铺让给了我，原先那人便搬下来和另外一个一起打地铺。再说这间小牢房空间狭小，密不通风，总共睡了八条大汉，挤得要命，虽是阳历八月中自天气，晚上仍然十分闷热，外加蚊虫多，叮得人不能入睡。幸好他们有一把破葵扇，几个人便轮番为我扇凉和赶蚊子，往往直到天明。
我再三拒绝他们这么做，他们却又执意不肯停手，真的是生受他们了。
这段日子，我们相处极好，我也常常讲些民族大义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给他们听，以激发他们的良知良能，勉励他们出去之后，摒弃旧业，以有用之身做一些于国家社会有益之事。
曾水生说得好：“有朝一日，我们能出去，一定改过，我忘不了张先生的金玉良言！”
我在这暗无天日的大牢里，受到帝王般的尊崇，殊非始料所及。
事后我曾细细推想，万里浪突然将我上了镣铐打入大牢，理由安在？
想来想去找不出具体的答案，唯一可以解释的，是他查知我为要求改善伙食而闹事和率同难友为纪念“七七”、“八一三”而公然开会两件事。他认为我不安分，会鼓动风潮，更重要的是勾起了他的旧恨，满以为抓了我来必然大有斩获，结果却希望成空，所以才存心整我，钉了锁铐还不足，又故意安排我和一群强盗同囚一室，好让我饱受茶毒，这种报复性的心态
是可以理解的，以他的卑鄙与狠毒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说穿了不值一笑。
前天晚上，忽据钱金生透露消息，又有胡尚武、封企曾等先后被捕。
我听得傻了眼。胡尚武是我“上海区”第二情报组组长，一位资深同志，外调之前担任区部助理书记有年，早在周道三先生任“上海区”区长时他就在了，他和叛逆陈明楚是湖南同乡，我们三人曾在一处办公甚久，非但工作经验丰富，办事更极为谨慎，想不到也会出了纰漏。封企曾是我“上海区”行动第六大队大队长，徐晚枫失事后他才接任的，松江人，黔训班同学，我们虽说没见过面，但以前后期同学的关系，也存有一份特别的感情。
这些中坚干部，一波接一波地连续失事，到底是怎么搞的呢？难道我们“上海区”真要决堤了吗？我忧心如焚，也一直注意着“七十六号”的动静，可惜一直没见到胡、曾露面。现在我被关进大牢，更是一时不易打听了。
吃过中饭，大家正在睡午觉。一阵“稀里哗啦”，铁门打开了，林焕芝又出现在我的面前。“仇人见面分外眼红”，我也说不明白我与此獠为何好像天生有宿仇，谁也不要看谁！他望着我狞笑道：“万先生有请。”
我心里在打鼓，猜不出又有什么麻烦。我拖着镣铐，跟他出去。左边耳房及后面大牢许多只眼睛都在窥看，那是好奇与关心的眼神。
又走回那条甬道，各囚室的难友看到我，议论纷纷，还见炳忠和高峻在窗口朝我打手势，匆忙中也无从理会那手势是什么意思。
这回问话换了一间房，是在“审讯室”的正对面，“警卫大队部”的隔壁。房间面积一般大，但光线明亮，桌椅光洁，像一间憩坐室似的。万里浪一见我进来,立刻站起身来想同我握手,我板着脸把戴手铐的双手垂在腹部，故作视而不见，他尴尬一笑，请我坐下。
叫林焕芝拿钥匙打开手铐，又倒了一杯茶放在我面前，于是我和他隔着写字桌相对而坐。他开口说：“我想请你把'上海区’所属各组、队负责人开出个名单来，以供参考。我们已经知道'上海区’现有五个情报组，六个行动大队。是不是另外还有，你要尽你所知地写给我看看。其实这件事是早就该请你做的,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大用，可也免得我们再摸索。”他话一出口，我马上联想到胡尚武和封企曾被捕的事，同时也完全明白了他的用意。他是要证实胡、曾二人的真正身份，也附带考验一下我的“诚意”，难怪一口一个“请”字的假客气。
我沉吟着，飞快地打着腹稿。从他的说话中可以窥见：
一、他知道“上海区”共有五个情报组，但还不知还有一个最有力量的“新一组”；
二、他知道“上海区”共有六个行动大队，却不知还有“第七大队”；
三、我第四情报组长盛志成、第五行动大队长汪福谦、第六行动大队长徐晚枫等三人被捕已久，他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真正姓名、番号与身份，但却不知道我和他们已经在这里分别见了面，并交换了情况；
四、我第二情报组长胡尚武、新任第六行动大队长封企曾近日被捕，他犹在保密中，却不知道我已接获情报，知悉其事。
我盘算好了，遂故示坦诚，说：“我可以写出来，不过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人事，我外调以后有无异动，就不知道了。”
万里浪很高兴，把一叠十行纸和一支自来水钢笔送到我面前说：“没关系，你照实写就行了。”
他站起来，俯着身子看我动笔。
不多久，我将“上海区”一至五个情报组长、一至六个行动大队长的姓名，依次开列完毕，看上去齐齐整整，毫无破绽。
我动手脚的所在：
一、凡是已经落在他手上的如汪福谦、徐晚枫、盛志成等人,一概径写真姓名，他若查对起来，自必无误，因而旁及其他亦可取信了；
二、其余各组、队长的姓名，概出于临时编造，连他们的化名也不能泄露。我追索一些小学同学，把我最熟悉的、也最容易记忆的挨个填上去，一张二王地在心里反复背熟了。因为我必须防他事后再要我重新写一遍，如果前后不符，那就坏事了；
三、我知道胡尚武、封企曾已经被捕,可是不及查悉他们所供认的姓名、身份各如何，我认为仍有保留的必要，因此我填上了胡的化名“白石”。封企曾接任徐晚枫的行动六队为时不久，所以我把他也撇开不提，而且我说徐晚枫是行动六大队长乃是千真万确的事，万里浪当必入目霍然，点头称是。
万某看我写完，一把抢过去，迫不及待地细看。从他的眼神中可以察觉，我写的几个真名字果然使他激动了，连呼：“好、好，麻烦你啦。”
林焕芝又将手铐给我扣上，一路押返大牢。我不说一句话，也没提任何的反要求。
过了好几天，安静无事。一日上午十一时许，看守所的老马来了，隔着门洞叫道：“张先生！”我赶紧凑上去和他脸对脸地问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老马说：“你的未婚妻来探望你。”我大惊失色，情急地说：“她人在哪里？”老马说：“上头不准接见，她还在外面等着。你把东西收好打了收条给她，就可以回去了……她并且留下话，下礼拜会再来。”
老马掏出钥匙把门开了，一个武装警卫帮着搬进两三包东西，其中有我最爱吃的一大块锅饼，四五根又大又嫩的鲜黄瓜，更“妙”的还有一盘葱烤鲫鱼——我说“妙”亦就是“大不妙”的意思；另外就是两条内裤、四件汗背心，都是新买的。
老马办事很细心，他将我留在前面囚室里的睡衣内衣及盥洗用具等也全带进来了。随后他又从皮包里找出一张粗糙的草纸，连同毛笔、小墨盒等物递给我说：“你点一点这些东西，一件件都写在收条上，我拿给你的未婚妻，就可以打发她走了。”我心急如焚地写了收条交给老马，对他说：“请你转告她，我在此一切平安，叫她以后不必再来……大热的天！”我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淑英尽速离开这虎口，别再回头！
我将衣物等推给曾水生：“你们分了吧，给我留下一块大饼就行了。”却赶紧把那盘鲫鱼端到一旁角落里，拿筷子细细翻检，每条鲫鱼的肚腹和鳃部全都看过了，什么都没发现。我的眉头反而更深锁了，我所担忧的事终于来了，因为我敢判定，淑英准是自作聪明在鱼腹中藏了“夹带”，被“七十六号”搜查出来。像这种隐藏方法实在太原始了，早为人所共知，而且她所送来的小菜又只有一味鲫鱼，岂非明明告诉人家“此地无银”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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